它与结果无价值论的理论立场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

[4]（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21。利益法学认为，蔑视立法者的一般性决定不仅会损及法律国家与权力分立的司法政策体系，同时也会危及法定命令的规范性质及其作为法条的品质。

法治国的基础利益虽有相当的稳定性，但存在演变的可能。对违法性层面的法益与刑法目的意义上的法益做不同的设定，必然使其法益概念难以保持内在的统一。这种随意操控法益概念的做法，丝毫无助于证成结果无价值论或法益衡量说的合理性。[101]基于此，如何使利益衡量的适用具有可控制性，是日益走向实质化的刑法理论不得不直面的重要命题。因为即使将拐卖妇女罪的法益理解为是人身不得买卖的权利，它也仍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同样面临该权利是否属于个体的权利，被害妇女是否可予放弃的问题。

在单个的正当化事由中，不同的价值观点以不同的权重和不同的结合方式发挥作用，包括法确证、必需性、合比例性、自由保障，尤其是将法益归属于个人自治领域（die Zuordnung der RechtsgüterzurAutonomie des Einzeln）。实际上，当法益衡量论者主张应从欠缺法益或者法益欠缺保护性的角度来解说被害人同意的正当化根据时，其本身便蕴含着否定法益侵害的意思。这就是要听话，因为其为人也孝[……]，而好犯上者，鲜矣。

二、父父子子与父为子纲 首先讨论父子关系。[7]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二男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这是一条理解和解说儒家思想的路，对于儒家的志士仁人有意义。

参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0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或强或弱的制度要求儿女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资料，老人生活注定悲惨，或成为老人所在农耕社区的负担。

这或许就可以解说，为什么至少春秋战国时期，老有所终就为当时儒家哲人明确为农耕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这就转而要求我们关注历史中国的另一更具体的制度规范，儒家所谓的人义,父慈子孝。为什么历史中国的行政司法实践就几乎从没听说对父不慈有过制裁。例如，同姓农耕村落也会重视个人能力对于家族宗法组织的贡献。

一旦获得了超越家庭或血缘群体的意义，这些规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就有了新的意义。[8]但中国是大国，受当时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的限制，朝廷的人力财力相当有限，除了天下太平，其他问题上，普通农人指望不上朝廷，因此一直也就不大指望——帝力与我何有哉？![9]秦汉之后中国政治治理的传统大致是皇权不下乡。其次，也还可以将父慈子孝视为一个双务合约。但即便仅仅上面的分析论证也足以支持我在开篇时强调的，历史中国的齐家是宪制问题，有关基层社会组织和秩序。

荀子就特别指出长幼有序有便利社会行动的功用，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治国处理的基本是公共事务，为天下黎民百姓提供和平，强调公事公办。

[1]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也没改变这一格局。更无法设想，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各有妻儿家小的儿子就其小家庭的事务还不断请示他们的父亲。

父子关系是农耕社区组织层级关系的缺省设置。历史中国中的农耕村落当然没有这样的法律概念，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与此功能类似的社区舆论和说法。但由此也还可以看出，长幼有序诉诸的不过是所谓的自然序列。资源富裕程度，人口密度，与其他群体——包括同一文明的或不同文明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或为有效抵抗频繁程度不同的自然灾害、猛兽袭击，甚或仅仅是有能力承受某些恶疾肆虐存活下来，都需要并一定会催生更大（或更小）的群体。[2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这就大大降低了农耕社区的组织成本，可以简单获得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最大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

或是于族内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或是公举族中之贤者以辅之。即便在王朝政治实践上，这一思路并不成功，[40]却还是为历史中国提供了一个大约持续了2500年的宪制/政治/法学理论范式。

相关的分析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5期。历史中国的历代王朝也曾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农耕村落乃至家庭的组织治理，典型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

它还可以或应当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并由朝廷选任政治精英来治理。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后代则习惯沿用了孔子的老贼说法。即便看似特别强调亲亲、分封诸侯的西周也并不例外。如果真的是基层政权，也就没必要提齐家问题，完全可以将之便利地归在治国麾下。但我也承认，贤贤与亲亲的区分并不绝对，有交错和重叠，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事就是交错重叠的。

州吁甚至杀了继位君主，夺取了王位。但中国古人更敏锐察觉，作为一个不含道德评判的有关男子生物特点的经验命题，父亲通常不如母亲更疼爱和关爱孩子。

[21]参见[美]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这类例证是大量的，历史上时而有父亲——我却一时想不起有哪位母亲——为了某种他认为更高的利益牺牲自己孩子的（突出的是男孩），如大义灭亲的石碏、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或二十四孝中的郭巨。

陈瑞：《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第95页。第五，这转而会进一步加重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责任。

例如，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或是把兄弟关系转换为与朋友/同僚/甚至一切陌生人相处的准则。人的天性，诸如男女之、亲子之爱，可能有助于核心家庭的发生和巩固，但很难支撑大家庭、家族或同姓村落。兄长也会更早明白自己在家中同辈人的地位，更早参与家庭决策，更努力学习相关的知识。长期以来，甚至至今在某些农耕社区，通例（因此会有例外）是，如果哥哥没娶媳妇，弟弟即便有了女友，也不足够正当地要求父母提前关注他的婚事。

道理颇为简单，就是男性可用来繁衍后代的生物资源更丰富，女性则更稀缺。第六，缺乏父慈，一些本来可能存活的孩子也许就不能存活。

即便出现争议，也便于诉诸官府来解决，事实上官府也会遵循这一长幼有序的民间法。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中国古人早就敏锐指出非教不知生之族也,[19]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认知才能设定并启动这个缺省设置。想想当父母双双早逝的情况下，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社会实践。